直系稳定局势的又一招是提议从速制定宪法。本来直系保派一直主张先选总统，但因为国会议员人数不足，因此只好提出“先宪后选”，以参与制定宪法而留名于世诱惑议员回京。7月12日，当王家襄提出“先宪后选，为吾辈自来之主张……深望当局于此，能有彻底之觉悟，勿再漠视一切，专事选举运动。尤望停止选举运动，明白表示，以安人心”时，一向主张“先选后宪”的保派中坚高凌等立即回应称：“制宪大选，均为解决时局紧急问题，孰前孰后，众公自有权衡，我等不能过问。”为了进一步拉拢议员，7月24日，曹锟发表通电，未提总统选举，却大谈“宪法一日不定，国家一日不宁。……盖根本大法先立，则枝叶从而就理，事势困难，皆得据法律为解决。一日宪法昭垂，全国遵守，固为我国家无穷之庆事，抑亦我国会制宪无上之光荣也。”同时声言：“服务国家垂十年，民国肇建，未尝一日自逸。私人权利，夙不敢争。耿耿寸衷，惟知有国。”以此对外明个人之“心迹”。其后直系将领纷纷发电应声附和，“望参、众两院诸公先行完成宪法，继以速办选举，定国家根本大计”。
经过补充内阁成员和准备制宪的运作，黎元洪离职后的混乱情势有所改观，但直系如此操作的最终目的仍是总统选举。曹锟对登上总统之位始终不能忘怀，还在第一次直奉战后不久，曹锟即“拟乘此危急存亡之秋，占据总统地位，快其大欲。现在暗中派心腹秘密来京，运动议员，联络报馆，苦心孤诣，务以达到当选目的。”有鉴于袁世凯称帝功败垂成的经验教训，曹党担心“此项最高问题之解决，速则易于观成，缓则恐生他变。盖两院罗汉至八百尊，其中党派纷歧，言论庞杂，若任其夜长梦多，势且横溢旁出，将演出种种卑劣手段。”因此，自黎元洪离职后，直系之“宗旨确定，为国为民及我系前途之关系，无论如何必须尽力办理”。此时高凌主持摄政内阁，“欲讨好于曹，迎合曹意”；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“确想以开国元勋之资格，过过未成之总理瘾”；地方大员中，如直隶省长王承斌企图在曹锟当选后接其直鲁豫巡阅使职，故对选举颇为积极。在几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，总统选举势成必然。